宋雪涛：中国对中东油气依赖相对更低、能源自给率更高、煤化工具备替代能力、新能源车渗透率更高，在高油价和外部扰动下更具缓冲空间

随着美伊谈判展开，市场风险偏好有所修复，短线不再完全按最坏情形定价。但金融市场修复的是情绪，全球经济面对的却是供应链重构的现实。霍尔木兹海峡的不确定性、油气供应链受扰、航运（核心股）与工业原料成本上升等问题，仍可能在更长时间里影响全球生产体系。

因此，相比于短期资产价格的波动，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外部秩序反复扰动的环境下，谁还能维持稳定生产、稳定交付和相对可控的成本。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制造业的相对确定性进一步凸显。中国置身事外，不只是地缘上相对抽离，而是在全球主要经济体被卷入地缘安全与能源冲击之际，仍能保持产业链相对完整、能源体系可调节、制造体系持续运转的能力。

一、从中国制造业的前两次压力测试看哪些行业份额受益

2021年的全球供应链危机与2022年的俄乌冲突是中国制造业韧性的两次压力测试。前者验证了中国制造业的供应链保障能力，后者强化了中国制造业的能源成本优势。2020-2021年中国出口两年平均增速12.5%（图表1），从行业层面看，这两轮冲击不仅没有削弱中国制造业，反而让多个细分领域结构性受益。

2021年最直接受益的是机电设备与电子产业链。当年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4%，作为出口韧性的重要来源，消费电子、通信设备、家电（核心股）等领域出口订单显著增加。而部分医疗物资与防疫相关制造业产品（如医用耗材、检测设备）也在疫情的反复中成为了阶段性高景气行业。俄乌冲突引发欧洲能源价格大幅上涨，2021年1月至2022年9月，欧盟工业生产者价格上涨55.2%，其中能源价格上涨147.6%（图表2），直接挤压了传统高耗能产业的利润空间。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22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23.97万亿元，同比增长10.5%。在全球制造业成本曲线整体上移的背景下，中国成为低成本的边际供给。

2022年受益最明显的行业包括高耗能中上游产业链、新能源产业链等。钢铁（核心股）、有色、化工（核心股）等行业的全球份额被动提升，基础化工品、化肥、部分中间体产品出口明显增加，承担了填补全球缺口的角色。欧洲能源危机强化了对能源替代的需求，中国的新三样迎来外需爆发，2022年光伏（核心股）、电池、汽车等产品出口快速增长，光伏产品（多晶硅、硅片、电池片）出口同比增长80.3%，光伏组件产量同比增长均在55.8%，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翻了1.2倍，对应了欧洲的化工、冶金、建材等产业大量出现减产、关停和外迁迹象（图表3）。

二、中国在中东油气冲击下的四个比较优势

本轮中东油气冲击下，中国制造业兼具中东依赖度低、能源自给率高、煤化工（核心股）可替代、新能源车渗透率高的四个比较优势。

中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进口依赖度为35%，低于日本（70%）、韩国（61%）、印度（55%）、菲律宾（98%）（图表4）。中国进口油气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为24%，低于日本（87%）、韩国（85%）、菲律宾（54%）、印度（36%）、越南（34%）（图表5）。其中最大的能源消费差异在发电端，2024年中国的煤炭（核心股）+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达到92%，油气发电占比仅3%，另有4%的核能发电（图表6）。除煤炭资源丰富外，中国新能源发电领域也有明显成本优势，将整体发电成本维持在国际中游水平。

煤化工（核心股）是油气化工的有效补充和替代，是中国保障能源与化工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战略。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产煤国和消费国（图表7），据《中国煤炭（核心股）报》，2024年中国煤化工产业实现煤炭转化量约2.76亿吨标准煤，替代油气当量约1.4亿吨。其中，煤制合成氨产量、煤制甲醇（核心股）分别占氨产量、甲醇产量的78%、84%；煤制烯烃、煤制乙二醇分别占烯烃产量、乙二醇产量的27%、34%；煤制油、煤制天然气分别占原油产量、天然气产量的3.5%、3%。据《中国能源报》，煤制油项目对应盈亏临界每桶油价分别在70-75美元、55-60美元；煤制烯烃、煤制乙二醇项目对应盈亏临界油价分别为45-50美元、50-55美元（图表8）。

2025年，中国的新能源乘用车销售量占据全球市场70%以上的份额，“纯电+插混”合计渗透率达到54%，高于欧盟、韩国、日本、美国、中国台湾等地（图表9）。随着中国新能源车渗透率不断上升，2025年汽油表观消费量占全部成品油消费量的比例已降至39%，较2021年的高点下降超3个百分点（图表10）。较低的油气敞口和较高的能源自给能力，使中国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得以实现相对平稳的过渡。

中国制造业可能从以下两个维度受益：

一是向东南亚国家输出新能源技术和产品。4月1日，柬埔寨将电动车、动力电池、充电设施、光伏（核心股）组件等新能源相关产品进口关税大幅下调至零。东南亚其他国家效仿的可能性也不低。核电（核心股）周期长、投入大，煤炭（核心股）又受环保与供给约束，短期内具备可操作性的替代路径仍是新能源体系，“电动车+光伏储能”。中国则是这一过程中最现实、性价比最高的合作对象。

不过各国路径不会完全一致，财政状况和产业结构是主要原因（图表11）。菲律宾能源进口依赖高、电价偏高，对油价波动极为敏感，更可能采取类似柬埔寨的开放式引入策略；越南制造业扩张较快，电力供需持续偏紧，也有较强的新能源导入需求。印尼资源禀赋较强，但石油仍依赖进口，且财政对能源补贴敏感，更可能通过引入外资建厂、推进本地化生产来实现转型；泰国则依托汽车产业基础，重点可能放在补贴和本地制造体系建设上，而非完全放开进口。

二是承接日韩部分能源敏感性产业链环节。目前，日韩部分高耗能产业已进入被动调整阶段，中国未来有望实现一定程度的结构性承接。像乙烯、PX等基础石化和部分低端化工（核心股）品，中国本就产能充裕，日韩收缩未必带来明显增量。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中高端材料领域。随着日韩企业成本抬升、供给趋紧，中国企业有望加快国产替代，在高端树脂、电子化学品、部分半导体（核心股）材料等方向逐步填补缺口。

往后看，中国制造业被重估的方向，更可能体现为一整套稳定供给能力的估值提升。

过去两轮外部冲击，市场先后重估了中国制造业的交付能力与成本优势，而本轮市场进一步看到的将是中国在能源安全、替代能力、产业链完备度和终端需求适配上的综合韧性，向东南亚输出新能源解决方案，承接日韩部分能源敏感型产业环节，均体现出了中国制造业正在重塑下一轮产业再分工，而这正是置身事外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