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赟：从中国古典学的角度看，和平不仅意味着人类社会内部的稳定，而且意味着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协调与平衡。
人类社会内部的稳定性，一方面基于尊重区分性意识带来的不同的政治、社会、伦理和文明的分化；另一方面则需以统合性意识来超越分化，形成人类一体、万物一体的“太和”视界。这里面最深层的是人类意识深处的秩序——心平气和，达成互补共济的共生与平衡，这是一切社会性和平与秩序的根基。
从社会治理的视角来看，消解个人性与集体性的戾气、暴气等，平人之好恶，以达中和，这是真正的心性论和平。就人类个体和共同体的活动而言，一方面“止戈为武”、制止相伤，另一方面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从而达成“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共生共荣机制，这就是天下思想中的和平与秩序理念。
中国古典思想中的天下，不仅是政治实体，不能仅被化约为主权、政治、权力的单元。天下也并非仅源于天下人在地理、历史或信息上的邻近，更主要的是基于人类普遍性的人性意识，达成一种共同意义场域。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将天下与人性关联起来，而不仅是与国家、种族或民族关联起来，这意味着他更以一切个人的普遍人性来理解天下，这也是天下作为“天下人的天下”的要义所在。另一方面，天下又被理解为“天之天下”，该场域中本源性的天道与当下同在。
天下思想在中国生发并被清晰阐明，但具有世界性意义：对于超越不同形式的共同体、达成人类一体乃至万物一体而言，天下构成一种至高的人类视阈。在传统中国，它化解了由于政治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对各自边界性的过度执着与迷恋而产生的封闭和敌对。因此，中国的庙宇里可共尊儒释道耶等不同宗教的神灵而不相妨害，这一事实在中华文明之外很难想象。
当今文明冲突的话语与实践，已深刻渗透世界并带来灾难性后果。对此，天下思想无疑提供了理解世界秩序的一种新的可能性。对于某些现代世界体系思想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而言，天下思想提供了一种解毒剂，或可为秩序与和平的思考带来新尺度和新未来。
当地时间2026年6月9日，在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即将来临之际，一场意蕴悠长的《遇见大运河》国风舞蹈快闪活动亮相伦敦卡姆登集市运河畔。 中新社记者 欧阳开宇 摄
中新社记者：您曾引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论述“天下为公”理念的重要性。这一理念对于反思“丛林法则”等思维方式有何种参照意义？
陈赟：“天下为公”是天下思想中最引人注目的内涵之一。在历史现实中，任何时代都不能达成彻底的大公无私，“天下为公”更多是一种调节性理念，往往通过“天下为家”等具体形式实现。历史中的秩序始终处于“公天下”与“私天下”的结构性张力中。
以丛林法则为核心的思维方式，体现了当代世界秩序的内在困境。丛林法则将世界秩序体认为强力即正义的“自然状态”，把人类社会混同于动物世界的生存法则，是对文明的否定。“天下为公”既是人类原初的秩序体验，也是终极的秩序理想，要求秩序主体摒弃丛林法则，同时扬弃法权性意识的局限。丛林法则与“权利优先”等，均非通达“天下为公”的正当方式。
2024年3月30日，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外正门处的“天下为公”石碑吸引游客。 中新社记者 陈骥旻 摄
中新社记者：您提出天下观不应被简单归结为建构国际关系秩序的某种模式或政治外交原则，而应被理解为一种“不以今天意义上的国家为指向，而是以具体的生命为指向的文化政治原则”。这对理解全球化时代的人道主义、全球治理提供了怎样的新角度？
陈赟：强调这一点，是为了突显天下观超越政治－权力机制的内涵。天下最本源的意义，是一种人类共同生活的意义视阈，它包括过去、未来与当下人的共在，以及天、地、人的共在，无法仅在政治场域中处理。与其说天下是政治场域，不如说是文明场域。它把个人和具体社会作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成员接纳进来，提供了在更高、更广层次整合的可能性。
天下思想的引入，提醒现代人注意治理的边界，为生命的自主性提供空间。在“教育—教化和权力—统治”之间，形成一种共在的结构性平衡，避免一方对另一方的侵占。天下作为一种意义场域，它不仅对“权力—统治”开放，同时也要对“教育—教化”开放。
在现实的社会制度中，需要培养能够担当天下的人，在具体社会内部给予其建制化的空间与位置，使其能够从服务短暂的、特殊群体的利益中解脱出来，服务于全人类共同利益。面对这个时代的世界秩序与诸多问题，既要调动政治的能量，也要激发非政治的力量，共同塑造全球化时代的健康的人道主义，以多元方式优化和升华全球治理。(完)
受访者简介：
陈赟。受访者供图
陈赟，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上海市曙光学者支持计划、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华人国学大典·国学星斗计划·名家组。出版著作《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哲学的阐释》《中庸的思想》《周礼与“家天下”的王制：以〈殷周制度论〉为中心》《自由之思：庄子逍遥游的阐释》《文明论的历史哲学》等十多部，多次获教育部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励，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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